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惊涛拍岸”,全球主要经济体急速坠入“寒冬”。金融危机的深层演绎正是在面对一次不寻常的衰退,全世界的银行家突然发现曾经奉为圭臬的法则失去魔力:扑面而来的衰退几乎无法通过简单的利率下调来治愈;即使不出现第二次大萧条,我们也很有可能面对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人们不得不担心。
同时,正是危机的考验,检验了中美这对清晰的“利益相关者”,而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度演绎,带来的全球化经济低迷泛滥的波折,“作为中美关系未来的稳定更多取决于两方理念与政策的巨大转变”。这是花旗集团经济与市场分析部全球新兴市场主管Donald Hanna (韩龙)本次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
对危机泛滥“观其行”——这是韩龙近两年日常工作的核心研究。在韩龙看来,尽管之前召开过若干地区或全球性质的金融峰会来为目前的经济危机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各国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时仍是采取各自为政的做法,制定的只是针对本国利益的经济政策。而真正有效的办法,则是全球联合,他说:“全球性问题都只能在全球层面加以解决,我就是来告诉中国客户们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裹着一身寒气,行色匆匆的韩龙在一月中旬开始了中国寻访,一周内分别到访了杭州、上海等地,在其中国访问最后一站北京,韩龙应邀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当记者问到倘若奥巴马请他这位新兴市场专家为对华政策献计献策,他将如何支招时,韩龙笑笑说:“我会告诉他,中美关系要继续向更高层次推进。” 韩龙也特别提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的互相依赖性。包括中国通过增持美国国债支持美国经济,自然中国和美国之间无可避免地需要展开合作。“在搭建新的国际秩序时,中国和美国应是一对‘核心伙伴’。”
尽快离场与全球性货币之梦
《21世纪》:2009年全球都在聚焦美国新总统上任,扭转美国局势,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救市行为少不了中国的支持,因此有猜测认为,中美之间可能达成了某种默契,即中国继续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支持美国经济,而美国则保证中国在美金融资产的安全,你怎么看这一平衡局面?
韩龙:坦白地说,我不清楚中美之间是否真有这样的协议。但我相信,美国金融资产的稳定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金融利益相一致的。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欧盟和日本等国纷纷抛售美国国债时,中国政府反而逆市增持。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国对美国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国际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因而中国用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支持美国经济,这必然是与维护中国与美国金融资产及政治稳定密不可分的。
《21世纪》:在金融危机拖累下的2009年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预测都认为全球经济将有所好转,此时你撰写了《经济复苏,并非坦途》的全球新兴市场报告,你认为在这一扭转过程中,我们还要经历哪些考验?
韩龙:恢复全球经济并不是一条坦途。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全球财富缩水,但同时目前在世界上现在通胀率已经在下降了,因为各国的央行现在都在采取措施来降低通胀率,总的来说通胀率的下降,并没有给我们在经济收益方面带来太大的起色,我们的经济收益方面并没有很大的进步。
如果我们希望全球的经济的收益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水平的话,我想我们可能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但是这又意味着更多的风险,那么如果要实现这一点,可能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在美国来说,他们可能要减少这种风险过高的资产。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也是在尽量地降低他们的资产的风险性;二,降低杠杆率。欧洲的一些银行现在在采取这样的一些方法,他们银行的杠杆率,甚至比美国的一些商业银行杠杆率还要高,当我们这个开始降低风险资产的时候,一些欧洲的银行也已经开始降低他们资产的杠杆率。
《21世纪》:当经济学家讨论“去杠杆化”,他们通常在思考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企业和家庭逐渐增加储蓄,偿还债务。现在中国已经在实行刺激内需的政策了,但在美国家庭和企业去杠杆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却在继续增加外债,但节约悖论意味着,沿着这种思路的共同努力,似乎是美国政府的杠杆化正在替代社会的杠杆化,将会推动美国这样的经济体陷入更深的衰退,从而提高债务与收入之比,全球失衡现在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你怎么看?
韩龙:尽管美国居民在去杠杆化,但美国政府举债不应该看作新杠杆化,美国政府的考虑是不希望财政萎缩造成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于是美国通过扩张财政开支,使得经济水平扩张,增加财政收入,同时美国居民增加储蓄,以及美国财政增加负债,这是一个面临金融危机的短期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如果美国经济恢复增长,美国政府财政增加,美国政府的负担不一定会加重。
《21世纪》:很多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些的时间推算,人民币在20年以后会成为代替美元的国际货币。在金融危机日渐深重的过程中,有一种关于人民币主流化的乐观言论开始流传:即金融危机加速了人民币早日成为世界货币,你同意这种说法么?
韩龙:可能有部分专家是这样认为,他们坚信的理由是,由于发生了金融危机,人们增加了对打破美元垄断地位的担忧,这可能会加快其他货币参与到国际货币交易;同时,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发生降低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性,特别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拉大,预计美元可能疲软,通过这次经济危机调整,大家对美元的担心反而减少了,这种结果不一定会加快其他货币国际化交易的需求。
这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很难说人民币国际化是否会加快还是放慢。但总体而言,我预计结果将是人民币兑美元适度升值。
与此同时,美元的实际价值将在未来12个月有所下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人民币的总体实际汇率可能下跌。
危机中挖掘的价值
《21世纪》:“危”中待“机”,全球正逐渐达成共识,预计在2009年下半年,中国会首先走出危机,美国状况也会好转,那么你预计,走出这场金融危机,全球最显著的标志或者改变是什么?
韩龙:在美国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发生了变化,同时我知道,现在在中国储蓄在下降,而消费在上升,这意味现在消费是在不断地增加,而且这种消费在美国的经济当中表现也是非常稳定的,我想这在全球的市场也是如此。
同时,全球投资观念也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我想现在很多人都会不愿意再进行投资了,因为他们会觉得即使我现在越来越有钱了,我可能也不会再更多地进行投资,总的来说就是全球的财富事实上是在缩水,无论是在股市上还是在溢价或者说差额上,我想这在以后的支出以及在以后的消费模式上,都会带来影响。
另外,我们要将这个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跟现状结合起来,其实有一些经济的收益并没有得到适当地调整。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央行降低通胀的政策。因为这样才能够很好地控制资产的风险,我想这对于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和政策制订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我们要进行更广泛的资产价格的控制,而不是说仅仅是进行一些风险资产的价格控制。
《21世纪》:回首金融危机两年来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我们到底能够学到多少教训?
韩龙: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我们总在讨论和寻找的是如何通过教训,改善我们的金融系统。以下五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一,首先是市场的规律,如果能够将监管与市场规律很好地结合起来,比如在美国,现在我们不仅是更多地注重监管,而是希望能够通过监管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如果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就是市场的监管者通过这样的信息来作出决策。
二,不能用这一场金融危机就否定金融创新,对于整个银行体系来说,必须要提高保证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得到保障的能力;对于金融衍生品,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使得金融衍生产品标准化。
三,在经济恢复期,各国的分歧可能会加剧。需要明确在金融体系管理当中的全球合作,如果没有协作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取得成功。如果一个国家采取了从紧的政策,它对其他的国家也会带来影响,所以这一块当然是需要各个国家进行通力协作的。
四,如何在这个世界的经济危机当中进行金融体系的管理,我们必须要把解决眼下的问题和长期的影响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一个成功的危机管理。
五,利用货币政策来管理金融体系。如果我们希望实现管理的反周期的话,我想就是要采取货币政策。中国现在在进行资产负债的管理的时候,必须要非常地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