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是继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之后，对商业文化影响力最为巨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学术流派。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等人，继承道家思想，却又在道家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尤其韩、李二人的老师荀子，虽然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但他和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学说针锋相对，提出了“人之初，性本恶”的观点。这一观点，最终成为法家思想对人性进行约束和管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因为，如果相信人性是善良的，那么，只要对人性中的好的一面加以引导，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社会就会呈现出一派和平繁荣，没有任何的犯罪，没有任何的动乱，这正是理想主义的一个“乌托邦”，一个中国式的“世外桃源”；而如果相信人性是邪恶的，丑陋的，那么，如果不加以强硬的管理，不加以约束，则社会就会泛滥成灾，人们就会陷入物质欲望的永无休止的追逐中。于是，就必须有一套严刑峻法，使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必须遵守的规范，而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

事实上，“人性善”与“人性恶”两种学说，正代表了从周代建立政权以来的两条基本的治理天下思路：一是“礼”，二是“刑”。

对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指出：“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所依靠的是两项权力原则：礼和刑。礼包括仪文、礼节、举止行为的规定，以及社会习俗所构成的不成文法。它的应用范围只限贵族，或称为君子（它的字面含义是君王之子，像君王那样举止的人，有文化教养的人）。刑即刑罚，它的应用范围是普通百姓，即‘庶人’，或称‘小人’（琐小的人）。《礼记》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说明了这两项原则的不同应用范围。”

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来，法家思想，无疑是遵循了周“刑”的这一条路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极富革命性的、也是非常进步的思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韩非与李斯等人，因为不相信人性是善良的，所以，也就不认为儒家仅仅靠礼和德，就可以治理好社会。必须依靠法律和刑罚，必须实行赏罚分明的法律条文，通过一个组织严明的、有序高效的机构来进行运作和执行，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主，来巧妙地对整个国家机构进行完全的控制。

和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并不那样地理想主义，一心希望可以出现像尧、舜、禹那样的明君、圣贤，而这显然只能是一种奢侈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法家思想有着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是完全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要求每一个治国之君，都像圣人那样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那一套去修炼，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达到的。所以，法家才提出了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观点：只要一个国家的国君，有中等以上的资质，就可以完全按照他们的治理国家的设计思路，来很好的治理国家。

这个思路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一套赏罚分明的法律制度。至于君王，则要注意从三个方面，去保证这样一套制度能够得到完全的执行。

第一个方面是“势”，也就是权力和威势的意思。这一思想是慎到提出来的。君王的威势，不应该仅仅像儒家的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单纯靠君王自身的品德和人格魅力去感召百姓，显然不够；必须对君王进行一种包装，制定出特殊的威严，令人一见之下，顿时心里产生畏惧，从而不敢生出对法律的亵渎和违抗之心。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威严，君主手中的赏罚“两柄”，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是“术”，代表人物是申不害，强调的是作为君主必须学会掌握政治权术。也就是说，如何驾驭人的“政治手腕”。只要学会了这一点，就可以物色到适当的人选，去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第三个方面是“法”，也就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在这个方面，其代表人物是商鞅。他在秦国变法改革，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制订详细的刑法，一条条，多如牛毛，以至于最后连自己逃跑的时候，去投旅店，没有身份证明而被拒之门外。因为旅店老板说：我们不可以收留没有身份证明的人，这是商君的规定，违反了这一规定，我们全家都得杀头。商鞅所师从的李悝，撰写了中国法学史上第一部《法经》，他传授给商鞅的学问，就叫做“刑名之学”。可以说，他们这一派，是中国法学的最早开拓者。

将上述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而且三者缺一不可。这是韩非子最后总结出来的一个看法，也是他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经过综合思考，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韩非子·八经》中，明确指出：“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君主像天一样，公正而没有任何的偏私，这是法的作用；驾驭臣下，神出鬼没，令人不可捉摸，高深莫测，这是术的作用；拥有像山一样的威严，令出如千钧之重，没有任何人敢违抗，这就是势的作用。三者合一，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

从韩非子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法家思想其实是对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的一个改造；抛弃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而在老子的理性主义基础上，又加入了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切实可行的手段。

所以，在当时的列国争雄形势下，秦国能够最后胜出，除了其在经济、军事上的强大，在对国家的控制管理上，秦国采纳了韩非的法家思想，制定了一套严格而完善的政治制度，通过国家机器这个高效率、高转速的组织，完成了对社会上各种资源的最优化组合，最终以其合理性、先进性，而取得了对其他国家的优势，最终一统华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法家思想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可以说一点都不逊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从好的方面来说，法家思想给商业文化注入了一股阳刚的、蓬勃的，改革进取的向上精神，而且这还不是像儒家思想那样盲目，是一种建立在理性精神上的进取，从根本上弥补了偏向于道家思想消极、颓废、柔弱的一面，使其从原来偏重阴性、隐性、柔性而达到了阳性、显性、刚性，也就是说，达到了内外的一致平衡，此其一。

从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层面上来说，法家思想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整合手段，使得商业彻底从个人的、零乱的经营行为，变为一种整体的、有序的群体性社会行为。商的力量，从分散到集中，从个人层面到社会层面，成为不可忽视的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商人真正得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阶层，此为其二。

从坏的方面来看，也有两点：法家思想以对人性的否定为基础，制定出详细的对人的身体和内心欲望的种种约束办法，就像大禹的父亲鲧治理洪水一样，一味地只是“堵”而不是“疏”，完全将自己放在了对立面。其结果，是商的生命力顿时被扼杀；商业和商人逐“利”的天性也被全部否定。商人开始玩弄所谓的“势”（钱权交易）、“术”（驭人手腕）、“法”（法律漏洞），令人憎恶，结果就有了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无商不奸”说法。商人的负面形象从此被树立了起来，并且这一“负”就是几千年，此其一。

法家思想推崇对“人欲”的完全控制，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然而不要忘记一点，商正是基于人类的欲望基础才产生的。否定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欲望，等于对商的根本否决。中国人讲“人情”，商业文化更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人情”学问。不错，商业追逐的是“利”，可是，操作商业的却不是冷冰冰的“法”，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禽兽，不是花草树木，一言以蔽之，不就是因为人类有“情”吗？因此，“法”与“情”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矛盾冲突的焦点，成为困扰无数商人的千年难题。此为其二。

不管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一样，都为商业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正有了这各种各样的不同思想流派，才最终成就了商业文化这个令人又爱又恨的“混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