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没有工作，不需要按时完假上班，这个春节，易光斌还是只在家待了7天。

正月初三吃完早饭，一家人围在火炉边寒暄。年近花甲的母亲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今年，别的我们不指望你什么，找个合适的人，只要不是寡妇不是离婚的就可以了，眼光不要太高了，你看人家这沟里十几岁的孩子，媳妇都有了，你看看你……”

易光斌生于1980年，和我同岁，两家属同一个镇，彼此的村子隔了二三十里山路。只是按照老家的习惯，生日一般按阴历计算，他生于羊年腊月二十三，这样，在父老乡亲们眼里，他便是1979年生人，早我一年迈入而立。

“三十而立，你立了什么？”

先成家后立业的“唠叨”，他已整整听了10年。母亲当初说这话时，长他3岁的哥哥也是形只影单。如今说这话时，他那对4岁多的双胞胎侄子，正在大门外嬉笑着放花炮。

“只是，始终，我做不到，至少10年来我做不到。”易光斌差不多是一字一顿地告诉我。母亲说，村里小他12岁的孩子都开始谈婚论嫁了。“我还来得及吗？”他不无担忧地悄悄问自己，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整个晚上辗转反侧。

正月初八下午，我们坐在十堰市市区他租的房子里，一起等待晚上的同学聚会。房子的租金每月400元，里面几乎没什么家电。

这是这10年来我们第4次见面。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他说起，听到母亲的话，自己当时如坐针毡，抬不起来头。今年春节，他第一次没到亲友邻居家串门拜年。

“我还是想找个可心的女子。”他抬起头说，脸上的表情很认真，只是脸颊微微泛红。

正月初五，易光斌便从家里匆匆“逃离”，回到市内，在这个城市，他已经整整奋斗了8年零8个月。

但他从来没有一个生日，像刚过的腊月二十三这个生日这样失落和伤感。这一天，他过完29岁的生日，意味着进入了人生的第30个年头。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女人，几乎一无所有”。

甚至在生日的79天前，他还被软禁在湖南益阳的一个小院里，那是一个传销窝点。“你们做的事对社会再有价值再赚钱，你们想走的路，不是我想走的路。”面对每天来劝说的人，他始终是这一句话。

利用自己的巧言善辩和机灵，他幸运地逃了出来。2008年10月31日7时15分，当走出十堰火车站时，他身上还剩下200多块钱，他情不自禁想起了十几天前离开十堰，朋友们在KTV为自己饯行时，一位长者的话，“三十而立，你立了什么？”

之所以会被骗到益阳，是因为他不甘眼睁睁看着自己两年前的计划破产。

其实早在2006年8月，这个网名“瘦马书生”的人，已为自己的而立之年做了谋划，并将其命名为“3050计划”。

“所谓3050计划，乃30岁50万者耳。书生自知当下之中国，自小平南巡后，阶层日益分化，早已非30年前之工农兵矣，俗所谓三教九流渐与社会生存之个人相对。近年，有好事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已作有《中国社会十大阶层》之报告，30岁50万是为中国社会中产之阶层标签。”他写道。

无奈时过两年，眼看30岁时持有50万元资产的梦想即将落空。恰好一位熟人从湖南打来电话，邀请易光斌南下长沙开办装饰材料公司。

为了实现“计划”中“于而立之年，仗剑扶风，立皓月之上；纤手在扣，温玉在怀；郎情妾意，眉目传情……便不琴瑟相谐，无丝竹之袅音于愿已足！自此而后，自一而一，不离不弃”的愿景，他毅然从所在的汽车饰品公司辞职，前往湖南创业。

最终，他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创业的谎言，还让自己陷入了传销窝点。在他眼里，这趟短暂的往返奔波，“损失不是什么财物，而是心境”，“3050计划”的实现，无疑变得更为遥远了。而腊月二十三之后，一天更比一天难熬，对他来说，每过一天，离30岁就更近一天了。

一场聚会，两年困扰

同时一天天逼近的，还有正月初八我们中学同学的聚会。

从小学六年级起，我们同学7年。他家与我姑姑家是邻居，小时候，他因为顽皮好动，被人戏称为“孙悟空”，我们常在一起光着屁股洗澡摸鱼。

聚会的想法始于两年之前国庆期间，那时易光斌的“3050计划”刚出炉不久。在高中校友的QQ群里，当年常考年级第一的W君随口提议，“明年是毕业10周年，大家组织一下，回母校看看吧？”

风云人物在西安大旗一挥，遍布于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应者自然云集。作为当年年级里的几名班长之一，我当然积极响应。身在十堰市的易光斌，则自始至终在群里保持沉默，只是在网上碰到我时，私下发来QQ信息：“你参加我就参加。”

原定于2008年国庆期间进行的10年聚会，无奈因众人的时间难以协调而流产，被2009年春节期间的两次小规模聚会取而代之。

出乎我意料的是，正是这场最终流产的10年聚会，曾困扰易光斌整整两年。

“参加还是不参加，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带着苦恼的选项。”在即将前往同学聚会的酒店之前，易光斌告诉我。提起那场讨论了两年的聚会，他不停地抽烟，一只造型别致的水杯被用来作了烟灰缸，里面躺了大半杯烟头。

“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秉性让我很难相信能够再和当年二流学校的三流人物再共聚一堂。”看到10年聚会的提议时，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他所说的二流学校，是我们当年在县城就读的普通高中。在那里，他把名字由“易光兵”改为“易光斌”，希望自己能文能武。高二时，他获省作文竞赛二等奖，然后自任社长创办校文学社，邀请理科班的我和W君共同担任主编，W君总成绩年级第一，我语文成绩年级第一。

我和W君虽是主编，但作为年级重点培养的考大学“苗子”，被班主任忠告，文学社的事“少掺和”。不过老师们的所做所为，在他看来实在“世俗”。他则忙于用蜡纸刻版、油印社刊，为自己取笔名“易水寒”，还省吃俭用买回围棋和围棋杂志，培养自己具备“琴棋书画”的书生风范。

不幸的是，他在双杠上锻炼时，损伤了右膝半月板，导致“能武”的计划彻底中断。尽管老师们百般劝导，他的成绩始终起色不大，再加上高考发挥失利，最后只能进入一所专科院校的中文系。

其实，在提议10年之聚时，他正经历一场突发事件，赔进去了所有的积蓄，还被扯进一场官司，如他在“计划”中所言，“以书生之出身及当下经济状况度之，似‘下九流’之贩夫走卒亦不如，年逾两巡而身无长物，非有产者之象”。只是他仍不甘与他眼中的“三流人物”为伍，他有他的“计划”——“然，以书生之胸襟论却包有天下，观而立之年尚有罅隙时日，书生向以书生自命，常为人筹划于帷幄之中，为己，宜当如是，自无他言”。

话虽如此，但今年春节里的两场聚会他最终都还是参加了，尽管“都有些被动”。年前的聚会，他是“被同学临时拉过去的”。而年后的这场聚会，则完全是因为我参加，他不得不再次“被动”参加，并且他提前去他嫂子所开的烟酒专卖店里，提回了两瓶白酒供聚会时喝。

十年青春，如何与人说

聚会原定晚上6点开始，由于不少同学是个体老板，正月初八是个吉利日子，大多忙于开业，然后才能驱车前来。一直等到8点，答应来的人才基本到齐。

“要不不等了，我们先开始？”期间，易光斌多次问我。

“还是等等吧，都10年没见了。”我说。

尽管他们都在十堰市里，易光斌与他们见面并不多，平时也很少联系。偶有聚会，同学们都以“才子”称他时，他则淡淡一笑，拿起酒杯与人干掉，然后默不作声地自斟自酌。

而他这10年走过的路，大家知道的并不多。偶尔在网上问起其他同学，也多是以“听说他毕业后挺不顺的”一句话带过。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10年前的那次见面，正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时期。

1999年春节前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县医院大门。突然，一个人跑过来说，“我休学了。”

我愣了一下，发现是他。他上身的灰西服有些皱，脚上的旧回力鞋带着些泥痕。手则是我熟悉的那双冻得红肿的手，一只手捂着胸脯，另一只手提着几包纸包的中药。

他告诉我，大学入学的例行体检结果显示，他的身体出了意外，校方要求：“休学，治病。”他正在县医院住院。

我们匆匆告别过后，再次见面，已是2000年的夏天。

见面之前，我已听闻他退学的消息，当时有些愕然。但很快我便为自己的事情心烦意乱。那个学期，我不愿继续学习环境工程专业，拿着刊有自己高考满分作文的报纸和书，找到副校长，要求转到中文或新闻专业。当然，最终未能如愿。

在市政府文化广场前，他一只手拿着书，一只手推着车，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

“等再过几年，就算上完大专，也还是文盲。”我还没问，他便提前跟我解释他退学的道理。然后反过来安慰失魂落魄的我，“能在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重点大学感受人文氛围就行了，没必要转系。”

他自己的情况，始终没有多提。我只是听熟人说，这两年他活得不容易。

第三次见面，是在7年之后的2008年春节，我刚刚从清华研究生毕业。

与他一同前来的，是一个文静漂亮的女孩。他请我到十堰市市中心一家小店吃了顿便饭，花了48元，并第一次给了我他的名片。言谈之间，得知他在朋友的公司帮忙做汽车饰品生意，但情况并不太如意。

“是你女朋友吗？”女孩走后，我低声问他。

“现在不是。”他说，然后脸唰地红了。

我们沿着马路走，他一直送我到了很远的车站。临上车前他问我：“‘十一’的毕业10年聚会你参加吗？”

“到时候看吧，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说。

“你参加我就参加。”他还是QQ上说的那句话。

我们的第4次见面，便是这个春节，从正月初七的下午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九的凌晨两点结束。这也是近30年来，我们见面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进入而立之年以前的人生画卷，也第一次由他主动在我面前彻底打开。记忆的画面，也再次被他拉回10年之前。

那年他在县医院住院3个月后，借来的1万多元已花完。1999年8月复查，一切如旧，他再到亲戚家借钱进城抓药，得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8月30日那天，他一眼瞟到了木匠父亲手上那三根还剩半截的手指，转身看到写字台上的药，已所剩无几，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父母已去干农活儿，易光斌锁上家门后，一直不敢回头，他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退学、要钱。但客车冲过村口时，他还是扭头朝家的方向，看了看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山村。

可踏进学校大门那一刻，他犹豫了。他想起了“希望永远在未来，我希望，所以我相信”这句话，这是他在大学开学第一篇作文里写的，文章被教授当做范文在大教室宣读。

这天晚上，他去听了最后一堂课，老师讲的是宋词。

“那次我多看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几眼，‘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英雄泪？’过去读这样的句子，我只想听别人伴琴而歌，然而在上那最后一堂课时，我却希望自己做一回伶人。”他回忆道。

教师节那天，他办完退学手续，成为“学校第一个自愿选择退学的人”。拿着学校退的1953块钱，他直接去湖北中医学院，找到一位老教授开了一个药方，抓了一大包药。然后，他跑到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中华诗词经典》。

回家不久，右膝的伤病殃及左腿，他便买回中医针灸书籍及针具，自己练习刺穴，止痛活血。“腿部穴道几乎刺遍，最开始的时候，针一刺即弯。”

那时，家里的一头小母猪被劁（给牲畜做绝育手术）死了，父母非常伤心。“一头猪死了，其价值不过200元而已，但他们已经很伤心；如果我死了，他们能承受么？不，我要好好活下去，直到他们故去。”他在日记里写道，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可现实是，再去了一趟镇上的药店，又去书店买了余秋雨、梁漱溟和季羡林等人的书后，退学时的1953块钱，只剩下93块。

2000年4月的一天，他沿着翻山越岭的公路骑行70公里，在天黑前到了十堰市区。他无处可去，只好骑着车在大街上游荡。

后来，他在十堰市军分区大院的一把石椅上，不知不觉躺着睡着了。两个年轻士兵推醒了他。在说明情况后，他被士兵安置在值班室的床上。

他陆续找到几份推销员工作，都由于买不起寻呼机，销售业绩上不去，不得不放弃。

在邻居帮助下，他夜间为酒店看守小院，每月工资300元。酒店老板建议他值白班，这样可多挣150元。

但他拒绝了。他有他的考虑，白天在外面做些推销业务；夜间回到酒店值班，则可以看书、看看棋谱、继续用针刺自己的腿部穴位。

“做保安只是无奈的暂时选择，我害怕被那种日子消磨掉自身残存的锐气。我需要时间读书看报，我需要时间治疗自己的伤与病，当然还要思考自己的出路。”他在日记里告诫自己，他对自己的而立之年依旧充满期待。

经过两年多的自我针灸治疗，他受伤的腿关节终于不再错位。而他也成为一家办公设备销售公司的大客户部业务员。

一次，他到一家单位拜访时，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正参加MBA培训，并拒绝透露培训地点。于是，他当即买下几份当地报纸，查找上面的培训广告，找到培训地点，站在门口等领导下课。看到他顶着酷暑的烈日，骑车赶了十几公里的路，领导把他请进自己的宿舍，随手签下了这单业务。

“1999年9月是我远离大学的季节。也许，从那以后，我就渐渐幻化成一块拒绝融化的冰了。”他说，“只要觉得未来还有希望，我就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后来，他做过酒水公司企划人员、广告公司业务员。在因SARS暴发而失业后，他依靠在棋馆下围棋赢得的4000元彩金，勉强维持过了2003年。

失败，像一个漩涡

他把每月150元租金的房子退了，搬进每月400元租金的房子里。“人活着，要尽可能有点儿品位。”这是他至今仍坚持的生活哲学。

只是24岁生日那天，他还是在日记里感叹：“人都将过于现实地生存，梦想渐渐稀薄，渐渐成为或浓或淡的记忆，渐渐被压在箱底，渐渐被尘土封存。”

而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不大愿意与同学联系或聚会的原因。他说，那种“现实”的气氛，无形中会令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

“可以说，自1998年11月27日至今，我一直在一个叫‘失败’的漩涡里徘徊。”他总结道。那一天，他从刚刚迈进的大学里休学。两天后的晚上，他默默地翻过山路回家。这是他第一次沉默着翻山。从考上初中那天起，每次从镇上放学回家，这个“像小猴子一样活泼”的人，几乎都是一路哼唱着蹦跳着。每当听到屋后山梁上响起欢快的歌声，父母就知道自己的小儿子回来了。

走进家门，尽管儿子的反常行为让父母有些意外，但能看到儿子归来，他们脸上仍带着淡淡的微笑。当听到儿子口中说出“我病了，需要休学一年”时，他们的脸色阴了下来。不过，转瞬他们便开始安慰儿子，“病用不了多久就会好的”。在听了儿子一番解释后，两个朴实的农民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直到现在，我在他们脸上几乎没有再看到过笑容。”易光斌摇了摇头，对我说。

他也曾几乎挣脱了那个漩涡。在他将满26岁时，得到一家房地产策划代理公司老板的赏识，当上了他的助理。同时，他还为昆明十堰商会在十堰的一个350亩土地项目提供可行性分析报告等前期服务。

在那一两个月里，他几乎天天要陪市里的相关领导吃饭、喝酒、聊天，也听到了这个城市里几位权势人物对自己的“良好评价”。

在十堰市的一次商界人士聚会上，他被指派代表昆明十堰商会发言。“闪光灯下第一次面对2000人发言，并且不少是地产界有头有脸的人，腿都有点儿发软。”对于近30年人生里这个最为耀眼的瞬间，他用了“刻骨铭心”来形容。现在回忆起来，他脸上还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那时我正在清华读研究生，有一天突然接到他发来的短信：“‘精神’的英文单词是什么？我想开家咖啡店，用这个名字。”

“一个城市总得需要一个有格调有品位的地方，十堰这里的店名大多太俗。我觉得名字还是人文些为佳。”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他又发短信补充道。

我以为，他又重新找回了当年办文学社时的那种青春的骄傲与自信，重新找到一种带着理想飞翔的感觉。

但最终，因为投资到不了位，他构思酝酿了很久的这家咖啡店，竟未能开成。

不仅如此，一场突发事件，在让他赔进去了所有积蓄的同时，还让他接到了去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终审判决书的通知。判决书上写着，他和合伙人需要赔付伤者450128元。判决日期是2007年11月20日。

2006年2月，意气风发的易光斌和朋友合伙筹建房地产广告公司，他任策划创意部经理，月薪2000元，外加2％期权。不料，一天下午，公司合伙人花两块钱从路边雇来挂广告牌的男子，从高处摔落。

出事时，合伙人正外出借发电机，原本不需在场的易光斌，则恰在现场等房主来收房租。他丢下手里的《经济观察报》，把男子抱起来送到医院。身上1200元的房租，全部用来垫付了医药费。

一星期过去，花掉了他2．5万多元的积蓄。后来，他留下200元生活费，把剩下的2000多元又全部垫了进去。

59岁的男子被确诊为植物人，病人家属将他们告上法院，易光斌成为6个被告之一。他庆幸的是，一审判决中，他被判无过错。

但他高兴不起来。因为看到法庭上的证词后，易光斌发现，其他人都把事情往他身上推。此前筹钱分担医药费的承诺，合伙人早已绝口不提，“自己的所有积蓄全搭进去了，所谓兄弟情义换来的不过是直接对自己不利的证词”。

那个已验了名的房地产广告公司，在出事之后随即搁浅，留给他的，是如今依旧堆在桌角未曾发出过一张的名片。

后来，他进了一家汽车饰品公司，这家公司完全根据他的商业计划书组建运营。这是他第一份被实施的商业计划书，但最终他发现，面对公司的窘境，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在消耗完1000万元的资金之后，公司依旧不见起色。

2008年10月，他辞职前往长沙，去继续另一份“兄弟情义”。在易光斌看来，邀请他去长沙的人，当年落魄时，“吃在我这里，住在我这里，应该不会骗人”。更何况，他对“3050计划”的难以落实，正满心焦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当年他曾扶持过的“兄弟”，让他从长沙辗转到益阳。当身后小院的大门“咣当”一声被关闭上锁时，他才无奈地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传销骗局。

不过，也正是那场突发事件和这场骗局，让他和中学同学有了更多的联系。尤其遭遇官司时，正月初八当晚组织聚会的律师同学，曾给他不少帮助。他正月初五从家里带来了母亲做的黄酒，便叫来律师同学一起喝。聚会上，易光斌更是郑重地敬了他一杯酒。

酒过几巡，话题自然扯到感情问题。

“泡到怀里了么？”有人问他，不像一年前我询问时那般含蓄。

“这个好像不是我的风格，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依偎一生的陪伴，仅此而已……”

“圣人！”众人哈哈大笑。

易光斌则摇头苦笑，不知如何是好。

爱情，像一个传说

2006年某天，在中学班级的QQ群里，一位新加入的女同学说自己将在武汉举行婚礼。看到那个已经7年杳无音讯的名字，易光斌“心里一颤”，她正是他在高中时喜欢的女孩。

看到消息的同学，几乎都踊跃表达了祝福，易光斌则始终沉默，他只是当晚在日志里写道：“她的婚礼上，我送上什么呢？看这窗外淡淡的月光，我想应该是由自己手写的‘百年好合’吧，还有那阕《雨霖铃》。”

只不过，他的那阕《雨霖铃》，开篇应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淡云……”他常通过改柳永的词，来惦念女孩的姓名。

这些年，他很少回家。尽管路过家乡小镇的高速公路在2008年竣工后，从市里到镇上，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再加上上山下山步行回家，用时也不过50分钟。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父亲60大寿，一次是去年腊月二十八回家过年。

“不是不想回，而是30岁了还一事无成，一回到家感觉有些事情不好面对。”他说，他害怕看到父母无奈的眼神，看到那两张写满沧桑的脸。他知道，在农村，一个男人到了30岁还不结婚，父母将会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压力和心理负担。

然而他的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小儿子曾在2001年给青梅竹马18年的女孩，写过长达26页的情书，但女孩在2004年嫁到了深圳。女孩出嫁的第二年春节，女孩的母亲把易光斌叫到家中吃饭，拿出女孩抱着孩子的照片，似乎在暗示他，“断了这分相思吧”。

一场大醉之后，他只是在日记里写道：“也许，在一切美丽的喜剧面前我都只能是一个落寞的看客。……也许，作为生在农村又奋斗在城市的我们这些大多数曾经的‘边缘人’，先天地都背负着浓浓的悲剧色彩，‘青梅竹马’在更多的时候只能是一种传说，自己放在自己心底的传说！”

他在2002年一见钟情的女孩，则早在2003年去了上海。

只有他依旧留在十堰，并且最终他根本没有勇气参加女同学在武汉的婚礼。

虽然没能送出那阕《雨霖铃》，但婚礼的消息，却直接刺激了几个月后他的“3050计划”的出台。

“况，既以书生自度，则多情一如古之前贤，如司马相如、萧史、东坡居士、秦观、钱谦益之辈，爱才好色、风拂面而情泪流自是本性；奈何，佳人爱财胜于才多矣，而以书生自见爱才好色也须财撑，非如是，风花雪月何论？随风落泪恐以难称风流，倒似下流而已矣。”在“计划”开篇部分，他如此解释自己的动因。

只是从益阳返回十堰之后，这份“计划”对易光斌来说，多少已快成泡影。

这时，在QQ群里，10年聚会的计划，早已被春节期间聚会的计划替代。各种提议和方案，讨论得热火朝天。易光斌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沉默。

他告诉我，他心里总回响着1999年时看到的一首歌，歌名叫《不要因为坎坷走向平凡》。他曾拿着词曲，专门找到儿时的伙伴，让他唱给自己听。

也是在1999年，他给班里一位被他视作“蓝颜知己”的同乡女孩，写过一封长达18页的信倾诉自己的梦想和苦恼。10年之后的今天，女同学正在北大读研究生，在她看来，“他太理想化了，但他所置身的城市，根本装不下他的那些梦想”。

“总想突围，总想找回自己昨天失去的梦。只是现在偶尔会有一点点困惑，不经意间会从心底掠过。”他说，这是他前29年所不曾有过的。他吸了最后一口烟，摁灭烟头，我们起身离开他住的地方，前往聚会的酒店，与一群群刚刚迈过30岁门槛的同学见面。

他把自己租的房子称作“住的地方”，从不称作“家”。其实，我很想告诉他，我在北京也是这么称呼的。我还想告诉他，我的亲人一直为我能否在北京“三十而立”而提心吊胆，毕竟，在我干爹看来，我虽然清华硕士毕业，但一年的收入“还不如县城里一个搞装修的木匠”，他们的担心，正一年比一年强烈。

在酒店等人时，易光斌把电视调到我们童年时经常一起看的电视剧《西游记》，看到电视里孙悟空与群妖大战，他“咯咯”地笑了。

这笑声，让我想起了那个绰号叫“孙悟空”的孩子。只是谁也不曾料到，这“咯咯”的笑声，竟已隔着20多年的岁月，是在我们的而立之年。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