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强制学生到富士康实习：不去不给学位证。据沈阳城市建设学院大二学生反映，学校强制要求暑期到山东烟台富士康实习。学生表示，学校通知实习时间为期3个月，实习的学分超过10分，不实习对毕业影响很大；而且伙食安排很差，吃不饱找食堂阿姨要菜会被吼。（7月19日未来网）

尽管打着“实习”的幌子，但许多学生并不能自主选择实习单位，而是在不清楚实习单位的具体情况下“被动”到单位实习。高强度劳动，却吃不饱、住不好。“房间不超过150平米，我们300个学生一个屋，一共两个屋。”学生李月说。虽然现在1平米就得挤两个人，但她表示现在已经比最初来的时候好很多。“刚来的两天我们是700个人挤在一个屋。”李月告诉记者。这是大学生“实习”，还是奴隶“卖命”？如有学生提出异议，学校便立马拿学位和毕业来威胁。企业的正式员工坚持不下去都能辞职，学生为什么不能自愿选择？难道实习的大学生进了富士康的门，就只能沦为“包身工”？

大学生咋成了富士康的“包身工”？或许是因为富士康招工难。为什么招工难？据经济观察网此前报道，在烟台富士康内部，基层工人很缺，加上富士康连续曝出跳楼事件，工人并不好招，富士康的招工办法主要依靠内部人推荐和动员亲朋好友加入。而当地政府甚至动用行政力量帮助富士康解决“用工荒”。很显然，问题还是出在富士康自己身上。如果企业的工作环境很宽松，如果企业的管理很人性化，如果企业的形象很“光辉”，怎么会招不到工？对招不到工的企业，政府部门应该做的，是彻查这背后到底有何问题并及时整改，而不是亲自出马动用行政力量去维护和纵容企业。

中国到底有没有血汗工厂？这个问题近年来屡被媒体和坊间提及。早在2008年，香港学生会就曝中国大陆前首富张茵“点血成金”。一群关注内地工人情况的大专师生发表五间港企有关工伤及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报告，其中三间是上市公司，而玖龙纸业更被称为“港企之耻”。 该份由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的《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场报告》指出，玖龙纸业经常发生严重的工伤事故，工人经常被运货车挤死、被货物从高处压死、被卷纸机辗死等等，同时员工的“劳动条件特别恶劣”。因为掌握的信息有限，我不知道该报告的出炉是否经过了审慎的调查，所列举的“问题”是否有事实支撑，因此，该报告的真实性究竟如何，我难以判断。当时，我呼吁相关部门应对此给予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对“张茵们”的调查。但似乎事情最终不了了之，并未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最起码我没看到相关后续报道。富士康的情况又是怎样，经得住调查吗？

某些大学借实习之名逼学生去企业“卖命”，实际上是充当了掮客的不光彩身份。无利不起早，此前据《华商报》报道，向富士康输送学生的某学院副校长张君安回复记者称，“前两年我们几个学校和富士康有过学生自愿实习的合作，那时300个学生以下，带一个学生（代理费）是50元，300个学生以上，每个学生（代理费）100元”。张君安说，这笔代理费是在学生实习期满后，富士康公司按人数支付的。他强调称，这笔钱用于贴补学生实习费用，没有发给个人。那么，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呢？有没有进入某些个人的腰包？你不公布明细，怎让人相信是“用于贴补学生实习费用”？这可是学生们“卖命”的血汗钱啊，如果连这样的钱都敢拿，简直毫无人性可言，还有脸从事教育事业？

事实上，富士康被曝使用“学生工”并非首次，几年前就有媒体称，烟台市所有的高职高专院校都有学生被安排在富士康“实习”。类似现象背后，到底是经济利益作祟，还是有权力之手在推动、在提供保护伞？大企业确实能够带来政绩、带来税收、拉动就业，但扶持企业也要讲原则，最起码不能突破良知和法律的底线。以“学生工”事件为契机，对包括富士康等企业在内的“地方政府的宠儿”们进行调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势在必行。早调查比晚调查好，早处理比晚处理更有利。